囧--文字

消失的愤青(二)

--Nicky:2000年12月

认识老潘是因为,那时我们一大帮不同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以培训生的身份同时进入那个跨国大公司。报到那天,人力资源部的头儿居然迟到了,旁边一个瘦高的头发盖耳的青年极不耐烦地骂了一声:妈的,这是什么公司!然后骑上那部单车跑车作就要离去状。就是这个看起来愤世疾俗的青年,在几天后的产品铺市促销活动中,却获得了销量第一名,公司的美国老板上台给他颁奖时,这长发青年的脸上竟然也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我跟老潘开始说话那一刻起,就发现彼此很投缘,这种感觉来得如此舒服而毫无准备,真是有些意外,这就是所谓的一见如故吧。其实,在公司里我跟老潘都是:给人感觉内心有点狂,思想另类,但表面上简单接触后就知道特温顺、合作并能服从大局的那种人;而且又都不能操一口地道的广州话,跟大多数本地人沟通有点障碍,所以我们在公司的际遇都很相似----就是人缘挺好,但得不到头儿的赏识。我们于是都成了被呼来唤去的救火队员,每当有洋人来检查工作时,我们总要被中国的头儿临时抽调去做些贴海报、挂吊旗、摆冰柜等无聊的门面功夫。只是那时候我们对工作还充满着向往与神秘感,坚信事业之路正在顺利开展,相信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收获之类的励志毫言,当感到不公的时候,顶多只是凑在一起发些无可奈何牢骚,当然我们也认为我们的牢骚更另类,跟其他人显著不同,也正因此我们的关系迅速熟络起来。

我跟老潘开始也谈些兴趣爱好什么的。这一头的乱发与率直的个性,毫无意外地让我知道,是个足球、摇滚与愤怒青年。

那时老潘有个乐队,名字便不说了,其实现在好多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当时老潘是个节奏吉它手。一般来说,一支乐队里的主音吉它、鼓手与主唱都会比较张狂,是表演的核心,而节奏吉它与贝斯在台上就不大显眼,可能技术稍逊,但却是最容易合作、最没有心计的那种角色。我认为他们才是最发自内心热爱这个东西的人。

老潘常常一个肩膀背着脏兮兮的工作包,一个肩膀背着电吉它,两根背带在胸口成一个“×”字,十足象连环画里挂着两支枪的八路军。这个画面成了我大脑里对初初进入社会的踌躇满志的九六年的一个风景。

记得我去看过一场他们在暨大的表演,算是组乐队以来的首次登台亮相。主唱一出场就喝得醉熏熏的样子,神经质地叫:我们将带来最棒的歌曲!你们、你们快站起来……!然后一阵喧哗热闹的鼓点,激烈的音乐喷涌而出,主唱也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正在进行的当儿,突然主音吉它停了下来,以一个漂亮的姿势走到话筒前:请将吉它声音放大,再放大……观众有点愕然。我发现老潘好象也有点不知所措,怔在那里,然后低着头继续默默扫弦。后来演出机会渐渐增多,乐队名字也渐渐为人所知,每次出场似乎也颇能引起一阵所谓新新人类的现场躁动,但老潘依旧是那样显得沉默与孤独。

他们乐队里的其他人都没有工作,有一顿没一顿地过着,相对而言,打着外企工老潘算是个小财主,因此乐队每次聚头排练,老潘便要承担着喝饮料、吃宵夜时结帐的重任。公司配给他的摩托车更是人人能借,出了事便要老潘去收拾残局。每每老潘打电话问我“今天你的车有空吗”,我便知道十有八九是摩托车外借,又被吊扣,要我载他到交警大队交罚款领车去了。

而老潘其实也挺结据,到了年底,他病奄奄地找到我,单刀直入:借点钱吧--要回老家过年了,没办法向两老交待……

老潘说,他都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有他房子的锁匙,反正经常发现会少了几本书,少了几盘磁带,而多了几双臭袜子、臭鞋,还能经常从床底下扫出透明的“套套”来。

我至今记得,老潘说这话时的那种表情:滑稽、无奈而黑色。


我常常为老潘的执着感动。我问老潘,什么时候喜欢摇滚的。老潘说,大二时,到另一个大学找朋友,他们宿舍有人在玩电吉它,他突然就被这东西迷上了,然后不能自拨。由于以前没有音乐基础,不会看谱,他只好一点一点学起,练得非常吃力。可那时每天周六,他还骑着自行车,穿过整个广州,到达十几公里外的那个大学,跟他的朋友排练。他曾经用父母给的回家买火车票的钱,换成了一把劣质电吉它,然后整整一个学年,不敢回家。后来他开始蓄起长发,但不喜欢扎辫子,毕业前因为找工作,不能太另类,就剪成了盖耳头发。

我看过老潘当年留长发的相片,黑白的占多数,我想里面的许多是可以用来做唱片封套,或是用在青春纪念网站作主题的那种。其中一张,是几个长发青年坐在钢筋水泥上,在混暗的天空下若有所思的样子。下面还有几个歪歪正正的小黑字:

一撮撮愤怒青年,就是这样学会长大的。

我学乐器比老潘早,但自知技术少有长进,更缺乏激烈的情绪,所以玩乐队的只是短暂经历。但我希望老潘能坚持。就该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永不妥协。我常常对这种人充满敬意。幸运的是总能让我碰上这类人,一见如故,并引为知己。

可是同时我又知道,老潘离开乐队是迟早的事情,因为他跟我一样,不喜欢表现,但又看不惯别人的表现;不喜欢被别人领导,但也承担不了领导别人的责任;拒绝平庸,骨子里却又小富则安,缺乏“革命的力量”。

我记得,老潘在永芳堂还对我说过:
生活比理想重要。
麻木比愤怒快乐。

终于有一天,记得是在97年9月,我看到台上的那支乐队狂野依旧,牛仔,光头,长发,红巾,愤怒,嚎叫,所有的观众也都随着音乐狂乱着,而老潘却依然穿着脏脏的工作服在上面扫弦,神态甚是悠然自得。

下得台来,老潘说:

这是我的告别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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